69年前的今天,東京時間中午11時,日本政府向全世界播放了天皇裕仁的受降詔書,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以同盟國的勝利告終。同日,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在中央電台演講,宣布“我們的正義必然勝過強權的真理,終於得到了它最後的證明”。 

 

5天前,8月10日,日本政府通過瑞士、瑞典兩國政府向中、美、英、蘇四國轉交接受美英中三國對日共同宣言(即《波茨坦宣言》)的通知。托現代傳播技術之福,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收到正式照會之前,總統杜魯門已經從東京電台廣播中得知此事。在中國,消息也是這樣傳開。

當日晚7時,綏遠陝壩第12戰區機關報《奮鬥日報》首先收到了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電訊,當第一聲爆竹在駐滿軍隊的小城中響起時,還有警察喊“誰耍槍走了火?”,很快街上就擠滿了慶祝的人群。在陪都重慶,更多的市民通過第二天的報紙和廣播得到消息,幾十萬人湧上街頭,今天稱為解放碑的“精神堡壘”街口擁擠不動,鞭炮聲、喇叭聲、船笛聲此起彼伏,一如這座城市幾十年後常見的景象。

 

【受降早有預案】

 

蔣介石在8月10日當天便以特急文電訓令駐雲南的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要求他命令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轉飭所部,就現態勢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不得破壞物資、交通,擾亂治安秩序,聽候所在地中華民國陸軍總司令或戰區長官之處置”,同時命令各戰區以主力挺進,解除敵軍武裝。

 

抗戰勝利前夕,中國政府已對日本投降後的受降工作制定預案。以此為基礎,何應欽在8月25日發布了中國戰區各受降區的主官和具體安排: 

 

第1戰區代理司令長官胡宗南,在洛陽接受日軍第110師團師團長木村經廣所部投降(後調整至鄭州); 

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在太原接受日軍第1軍司令官澄田徠四郎所部投降(後未舉行正式儀式); 

第3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在杭州接受日軍第113師團師團長野地嘉平等部投降(後未舉行正式儀式); 

第5戰區司令長官劉峙,在鄭州接受日軍第12軍司令官鷹森孝所部投降(後調整至漯河); 

第6戰區司令長官孫蔚如,在漢口接受日軍第6方面軍岡部直三郎所部在湖北部隊投降; 

第7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在汕頭接受日軍第104師團師團長末藤知文等部投降; 

第9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在南昌接受日軍第11軍司令官笠原幸雄所部投降; 

第10戰區司令長官李品仙,在徐州接受日軍第65師團師團長森茂樹等部投降(後調整至蚌埠); 

第11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在北平接受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下村定所部投降,副司令長官李延年,在濟南接受日軍第43軍司令官細川忠康所部投降; 

第12戰區司令長官傅作義,在歸綏接受日軍蒙疆軍司令官根本博所部投降;

 

第1方面軍司令官盧漢,在越南河內接受日軍第38軍司令官土橋勇逸所部投降; 

第2方面軍司令官張發奎,在廣州接受日軍第23軍司令官田中久一所部投降; 

第3方面軍司令官湯恩伯,在南京、上海分別接受日軍第6軍司令官十川次郎、第13軍司令官松井太久郎所部投降(後未舉行正式儀式); 

第4方面軍司令官王耀武,在長沙接受日軍第20軍司令官坂西一良所部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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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又命令台灣警備總司令兼行政長官陳儀,在台北接受日軍第10方面軍司令官兼台灣總督安藤利吉所部投降。

 

向中國戰區投降的日軍總數為131.5萬人。盤踞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的日本關東軍已向蘇聯軍隊投降,香港則經過多方討論後仍由英國方面受降,中國政府派代表參加。 

 

【光復首都各顯神通】

 

受降命令發布之前,大後方國軍已向日軍佔領區挺進,身處敵後的國軍部隊也紛紛向各​​大城市進發。 8月17日,第2戰區第8集團軍副總司令楚溪春率部進駐太原,該市成為戰後第一個光復的省會。

 

首都南京的光復經歷頗為曲折。 8月15日,南京偽政府首腦週佛海下令偽軍遵照蔣介石命令“乘機贖罪,努力自新”、“就現駐地點負責維持地方治安,保護人民”。次日,軍統地下人員周鎬等人打出“軍事委員會京滬行動總隊南京指揮部”的旗號,開始在城裡逮捕漢奸高官。偽陸軍部長蕭叔萱被打死在街上,汪偽軍校學生三百多人為抗議校長鮑文沛被捕,全副武裝湧入市中心並架起機槍警戒,城中一時大亂。三天后,週鎬被岡村寧次“請”到日軍司令部軟禁,事態才告平息。

 

8月24日,一支正規國軍進入南京,指揮官還前往中山陵拜謁。但在3天后,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冷欣飛抵南京開設前進指揮所時,這支國軍卻悄悄撤走了。

 

原來,這支部隊屬於桂係部隊第7軍,活動在大別山東麓豫鄂皖邊區,帶隊的第7軍副軍長李本一得知日本投降,不待請示上級便向南京兼程疾進,得以率先進入南京,很是風光了一把,卻也付出慘痛代價:李本一因違反軍令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直到1949年1月桂系領袖李宗仁出任代總統後才被釋放。

 

8月28日,新編第6軍陸續空運抵達南京,第一支成建制進駐的部隊是該軍第14師第40團第1營。營長趙振英興奮地宣布“我們軍被陸軍總司令部委以收復南京的光榮任務,也是抗日戰爭勝利後光復南京的第一支中國部隊”。 

 

【受降儀式各有特色】

 

畫家陳堅關於受降的巨幅油畫在坊間常被誤稱為“芷江受降圖”,其實描繪的是南京受降儀式,畫名便是《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在芷江舉行的只是整個受降過程的第一部分:恰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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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日軍芷江洽降現場)

 

芷江是日軍在戰敗前對中國最後一次發動大規模攻勢但遭到慘敗的地方,中方選擇這裡作為恰降地點可謂別有用意。 8月21日上午,日方代表、中國派遣軍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一行乘飛機抵達芷江,下午2時30分會議開始。雖然何應欽和各方面軍司令官全部到場,但按照對等原則,只由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蕭毅肅出席,向今井傳達關於受降各項命令的4份備忘錄後即告結束。

 

2000 (1) (資料圖:南京受降現場)

 

9月9日在南京舉行的受降儀式場面更加盛大。禮堂外的廣場上林立著聯合國52個會員國的國旗,旗桿下站立著兩名士兵護衛。會場內,孫中山的遺像懸掛在正中,兩旁是中華民國國旗和國民黨黨旗,對面牆上則是中、美、英、蘇四國領袖畫像。禮堂大門上方,懸掛有“和平永駐”四個大字。現場觀禮的嘉賓,有中國文武官員、盟國代表和記者400餘人。會場雖然不如陳堅描繪的那般壯闊,氣氛卻更加熱烈。

 

8時56分,何應欽率領中國方面受降代表海軍總司令陳紹寬一級上將、空軍第一路軍司令張廷孟上校,東南行營主任顧祝同上將、參謀長蕭毅肅中將入場,就坐於會場正中大方桌後。日軍代表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中將、參謀副長今井武夫少將、參謀小笠原清中佐、中國方面艦隊司令官福田良三中將、第10方面軍參謀長諌山春樹中將、第38軍參謀三澤昌雄大佐隨後入場,在中方代表對面的小方桌後就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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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何應欽接過小林呈送的降書)

 

受降儀式於9時開始。小林向何應欽鞠躬後呈遞日方授權證明,隨後蕭毅肅將投降書交給崗村寧次,後者站立捧接。岡村將投降書籤字蓋章之後,復由小林遞呈何應欽簽字,再由蕭毅肅將日軍留存的投降書、中國第1號命令和命令受領證陸續交給岡村。岡村簽署受領證後再由小林呈遞何應欽。

 

陳堅的油畫描繪了小林低頭鞠躬遞上投降書、何應欽在桌子對面安然站立的場景。接下來的一幕也被現場的記者拍攝下來,卻引發無數爭議。照片上,小林低頭呈送投降書,何應欽欠身拿取,幅度比小林顯得更大。幾十年來,將這張照片作為何應欽親日、媚日證據的說辭不計其數,反對者則認為這不過是遞交動作的一瞬,和現在的各種現場照片一樣,不應該進行過度解讀。

 

各戰區、各方面軍的受降儀式陸續舉行,創造了不少值得紀念的瞬間。 9月28日,在越南河內原法國殖民總督府舉行的第1方面軍受降儀式是中國軍隊首次出國受降。 10月25日,在甲午戰爭失敗割讓台灣50年後,中國軍隊終於在台北舉行儀式,接受日本侵略者的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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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在太和殿外等待呈送軍刀的日軍將領)

 

北平受降儀式在故宮太和殿舉行,觀禮人數超過10萬人,場面宏大堪稱各地之最。和南京受降選擇9月9日9時“三九良辰”相似,北平受降的時間是10月10日10時10分。參加受降的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根本博(接替下村定)以下20餘人按照受降官孫連仲的要求攜帶軍刀入場,鞠躬行禮、簽署降書之後,逐次解下軍刀呈遞到受降桌上再退場。遠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曾規定“日軍繳械時不舉行收繳副武器之儀式”且“日軍代表於正式投降時不得佩帶軍刀”,中方將其以第17號備忘錄通知日軍,以致於包括南京受降在內的大部分受降儀式都沒有這一環節,使“北平獻刀”成為抗戰史上罕見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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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日軍北平受降時呈繳的軍刀)

 

【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受降工作】

 

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後,8月11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的名義連發六道命令,要求各地八路軍接受日偽軍投降,並特別命令原東北軍呂正操部、張學思部、萬毅部向察哈爾、熱河、遼寧、吉林進發,朝鮮義勇隊司令武亭同率所部隨八路軍進軍東北並收復朝鮮。新四軍也在當天下達了總反攻的命令,並發表黃克誠、羅炳輝、葉飛、粟裕、劉長勝五名新四軍將領分別擔任江蘇、安徽、浙江三省主席和南京、上海兩特別市市長。

 

8月15日,為了抗議蔣介石要求中共部隊“就地駐防待命”的命令,中共方面也致電岡村寧次,要求:“你應下令你所指揮下的一切部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聽候中國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所包圍的部分外”,並對受降作出部署“在華北的日軍,應由你命令下村定將軍派出代表至八路軍阜平地區,接受聶榮臻將軍的命令;在華東的日軍,應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天長地區,接受陳毅將軍的命令;在鄂豫兩省的日軍,應由你命令在武漢的代表至新四軍第五師大悟山地區,接受李先念將軍的命令;在廣東的日軍,應由你指定在廣州的代表至華南抗日縱隊東莞地區,接受曾生將軍的命令”。

 

其實,包括陳毅、聶榮臻在內,鄧小平、林彪、劉伯承、陳賡、蕭勁光等中共各抗日根據地的軍政首腦,都在1943年後因參加整風運動和中共七大返回延安,到抗戰勝利時仍然留在延安學習。他們都是從8月25日起陸續搭乘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運輸機奔赴各自防區的。

 

雖然岡村寧次沒有下令日軍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但還是有一些小部隊成為了中共的俘虜。 12月26日,駐江蘇高郵的日軍獨立混成第90旅團步兵第626大隊自大隊長岩崎學以下891人向新四軍投降。 5天后,駐山東禹城的日軍第47師團步兵第131聯隊第1大隊大隊長山谷悅二郎也率領所部613人向八路軍投降。最大的一筆收穫發生在東北。 10月,日軍第101教育飛行團第4練成飛行大隊大隊長林彌一郎率所部17名飛行員,24名機械師,27名機械員,180多名地勤人員在遼寧本溪向八路軍投降,為日後中共建立空軍提供了寶貴的資源。

 

 

(轉自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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