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幾天,有一個挖坑話題很火,從線上火到線下(O2O),不僅成了朋友圈,據說也成了各種圈的談資,而且仍在持續發酵,可謂“一石激起層層浪,雨打沙灘點點坑”,它的中心思想是“中國男人配不上中國女人”,立論的依據是“馬路上,女比男明顯高一個檔次”,“現在的男的要么狗頭狗腦,要么縮頭縮腦,沒一個看著舒服的,倒是女生都蠻有氣質的”。

 

作為一個男人,我很樂於接受“中國男人醜”這個事實。當然,可能也是因為我知道,這並非是全稱判斷,而只是“概稱判斷”,即只是統計學意義上的,概率法則意義上的,你我皆可“例外”,尤其是對於已決心活在統計法則之外的男人來說,完全可以毫不為意哈。

 

衡量人之美醜無非兩點,一是“身”,一是“心”(由於“心”不可捉摸,而“眼睛是心靈的窗戶”,所以“眼睛”可以作“心靈”的替代性指標) ,那麼,身材勻稱挺拔、眼神乾淨純粹即是“美”,反之即是“醜”,美是一種特殊,只要自信圓滿即是美的,與種族並無關係。

 

若以此為標準來衡量。中國男人的身體因走形嚴重、比例失調(要么過肥,要么過瘦)而喪失了自然美感,眼神因渾濁世故、疑神疑鬼而褪掉了明亮神采,雖然沒有嚴格的社會調查數據來支持,但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說是日常生活的調查員,這個判斷應該是基本符合事實的。至於“儀表邋遢”、“不太整潔”那還是次要問題,你還記得當年的“犀利哥”嗎,沒人說他(那張照片)不美吧。一言以蔽之,中國男人缺乏本應有的“男子氣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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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卻不得不說,“中國男人配不上女人”的論調是有問題的,其實,中國(大陸的)男人和女人很般配。的確,中國大陸男子的形象氣質和老外、日韓、中國港台男子沒法比,可是,中國大陸女子的形象氣質和洋妞、日韓、中國港台女子相比,難道就沒有差距嗎?其實,中國大陸的男人和女人處於同一個水平區間,這是其一。其二,殊不知古今中外男女配對的鐵律並不是“男貌女貌”,而是眾所周知的“男才女貌”,如果套用當下時髦的“產品思維”來看,男人的“賣點”是“才”,女人的“賣點”是“貌”。

 

例如,薩特長得又矮又醜,而波伏娃貌美且知性,但似乎沒人說他倆不般配。薩特的好友後來成了論敵的雷蒙·阿隆說,薩特的醜被他的智慧掩蓋了,“只要薩特一張口,只要他的智慧之光掩蓋了他臉上疤疤癩癩的青春痘,他的醜也隨之消失了”。當然,這只是舉個栗子來說明男人並不必然要靠“貌”,並不是說中國男人都像薩特那樣“有才”,更不是說“薩特式才華”就是“才”的絕對標準。

 

其實,所謂的“才”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標準並不是按照才華本身的邏輯而是由權力(Power)的邏輯來裁定的,這裡的“權力”要作泛義理解,指的是在自然和社會競擇中所佔據的“優勢”。既然“才”由優勢法則所定義,而不同的社會形態和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優勢法則也就有不同的才華標準,比如,工業社會與農業社會、資本主義社會與封建社會的才華標準之差別就很大,中國社會的才華標準與西方社會的才華標準之差別也很大。

 

中國社會自科舉制肇始至今,在穩定時期的優勢法則(即“升官發財”)無非靠兩條,一條是“能考試”,“十年窗下無人問,一(科)舉成名天下知”,一條是“能喝酒”,此為中國式關係學之必殺技,“能喝酒的干部就提拔的快”,“不會喝酒難找工作”。因為,中國人之間建立信任和忠誠的關鍵是靠情感的聯絡,而非基於義理-規則之確信和製度保障,而信任和忠誠問題最終要看酒場上的表現,所謂“感情深,一口悶;感情淺,舔一舔”。在這個信任匱乏和投機橫行之地,中國人不得不支付過高的交易成本,耗費大量的非工作時間用於交際和應酬,拼酒量、驗人品、測忠誠,做長期的“情感投資” ,而此時,老外正或陪家人,或喝咖啡,或讀書,或做運動呢,反正差別就是這麼大。

 

正如“尋租”理論的開創者戈登·圖洛克在《特權和尋租的經濟學》一書中所說:“在中國,那些想要在社會上出人頭地的人,幾乎所有的才能和精力都花在了獲得或者維持權力的惠顧上。生活雖是不確定的,但對贏者而言卻獲利頗豐。”儘管這種方式由於市場化改革以及最近的“八項規定”的出台正在發生變化,但不得不說仍然是“主流”,或許惟有待到“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包括現代信任文化和信用體系的建立)誕生的那一刻才是“能力”替代“酒力”的歷史性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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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考試”的後果必然是體育不足、身體文弱,學校的體育課往往是名存實亡;“能喝酒”的後果必然是腦滿腸肥、大腹便便,上頓陪,下頓陪,終於陪出了胃下垂,也陪出了啤酒肚,二者的共同後果是“男子氣概”的消失殆盡。儘管如此,這仍然是大多數中國男人為了“成功”而願意承受的“代價”。

 

人的精力和時間是有限的,當“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時,中國男人更願意選擇“成功而不美”而不是“美而不成功”,可以不“爺們儿”但不能不“成功”,例如,在古代一個男人為了靠近權力中心而自願捨棄“命根子”,現在一個煙民明知“吸煙有害健康”仍然會選擇吸煙(有不少是出於應酬和社交的需要),這是一個權力現象,是經過了“理性選擇之網”過濾的結果。一個中國男人如果在人到中年還保持著舉止清朗、棱角分明的輪廓,反而很可能會被人瞧不起,因為這會被看作是“不成功”的體徵(意味著“關係”指數低啊)。 “酒文化”喝壞了胃,“煙文化”抽壞了肺,“食文化”吃壞了身材,中國社會恰如一台反向整容機器——“帥哥”進去,“醜男”出來。

 

而且,這也是中國女人願意接受的,中國男人的醜被他們的鈔票掩蓋了,據說雷政富是個好栗子。雖然越來越多的女子宣稱自己是“外貌協會成員”,但調查顯示,中國女人對男人的身材樣貌容忍度相當高,“男人不怕醜,是怕沒有錢”,“長得帥,又不能拿臉當銀行卡刷,有什麼用”,“男人再帥,不能當飯吃”,“愛情不能當飯吃”,等等,諸如此類,正如網上的這些言論所揭示,中國女人的確“很勢利”,但是,這在大體上是無可厚非的,儘管也並非是美德。女性的選擇是進化尺度的(統計意義而言),而進化是冷酷的、“理性的”(Rationality,經濟學中的“理性”,即運用可用資源和技能去最充分地實現目標),選擇“強男”(PowerfulMan)而不是“美男”,從自身的安全感也好,從將來孩子的成長也罷,這都是符合進化理性的佔優策略,“美”並不是關涉取捨的核心因子,有時甚至還是“負因子”——自古不僅“紅顏多薄命”,男子長得帥往往也沒什麼好下場。

 

不過,我們需要反思和批判的是,由中國特色的權力和資源分配方式所標定的“強男”往往並非進化意義上的“強男”,而只是擅長搞關係意義上的“強男”,這類似於礦物學中的“假晶”現象,是在以假亂真而已。在這樣一個人們常說的“劣幣驅逐良幣”的社會,“美女配渣男”自然會成為一道亮瞎人眼的風景線。不過,這一切並不可靠,往往隨著權力的流轉而崩潰,如圖洛克所進一步指出的,“獲得的特權並不可靠。另一個尋租者明天就可能取代了前者”,這是一個“強者”和“弱者”都在疑神疑鬼、高度缺乏安全感的體系。

 

【二】

 

儘管,對絕大多數中國男人女人而言,不得不承認一個殘酷的事實:“地大物博”,那是別人的;生存逼仄,都是自己的,“我負責賺錢養家,你負責貌美如花”。如今,這個權力體系通過壟斷和哄抬製造的“高房價”把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剩餘幾乎剝奪個精光,扭曲著中國男人的身體、女人和心靈,工作變成了哼哈哼哈——見了領導一點意見也不敢有,就怕被“穿小鞋”、“炒魷魚”;生活變成了吭哧吭哧——不敢生病,減少交遊,人生陷入了無休無止的氣喘吁籲。這是一個尚未擺脫飢餓恐懼和“吃飯哲學”的民族,身體和心靈都在“蝸居”,傷痕累累,沈痾遍地。男人不“醜陋”,怎麼得活?女人不“勢利”,怎麼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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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並不就是說中國每一個男人和女人自身就毫無責任,因為,一個人即便是在“納粹集中營”中,也可以選擇把事情做得很好或很糟;一個人即便在面對死亡的時候,仍然可以選擇以怎樣的姿態來面對。人永遠有選擇的餘地。這讓我想起了當年我做記者時曾對崔衛平先生的訪談——《免於被支配的自由》,她向我提到了《集中營裡的道德生活》一書中所描述的生活:“那​​些被囚禁在集中營裡的人,戰俘或者是猶太人,男人試圖每天把皮鞋刷亮,女人用一切辦法把臉洗得乾乾淨淨,他們手中沒有書籍,於是就運用記憶和互相補充的辦法,背誦頭腦中的詩句,在心中留住那些美好的東西,也包括團結互愛,顯示出他們身上人性的力量,這就是他們維持人的尊嚴的方式。”

 

批判正是轉機的開始。在某種意義上,不管是《中國男人為什麼這麼醜》,還是《中國男人配不上中國女人? 》,都可能預示中國劃時代的“審美轉向”的來臨,但是,這種批判不應該導向非黑即白的“男女對立”甚至是“男女戰爭”(“本是同籠鳥,相煎何太急”),也不應該只是導向使得男人變得“整潔”了、“修邊幅”了、“穿衣服講究”了,而是應該導向一種致力於變革被中國特色權力分配方式所主導的生活方式的反思和行動,導向一場由“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倡導至今遠未完成的“新人生運動”。

 

陳獨秀曾對中國傳統中“升官發財”觀念大加痛斥,“充滿吾人之神經,填塞吾人之骨髓,雖屍解魂消,焚其骨,揚其灰,用顯微鏡點點驗之,皆各有’做官發財’四大字。做官以張其威,發財以逞其欲。一若做官發財為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間種種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犧牲之而無所顧惜;人間種種罪惡,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無所忌憚”,“惟中國式之發財方法,不出於生產殖業,而出於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為發財之捷徑,獵官摸金,鑄為國民之常識,為害國家,莫此為甚。發財固非惡事,即做官亦非惡事,幸福更非惡事;惟吾人合做官發財享幸福三者以一貫之精神,遂至大盜遍於國中。人間種種至可恐怖之罪惡多由此造成”。

 

中國男人要想不再那麼“醜陋”,中國女人要想不再那麼“勢利”,需要告別傳統至今的單一的升官發財觀,而建設一種基於審美、革新與美好人生的新理性、新敘事和新關係(“新信任”),如法國研究組織與社會變革的學者克羅齊耶和費埃德伯格在《行動者與系統:集體行動的政治學》中所言的“每個人的附加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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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種對生活的更理性的探索,它要求人們在自由余地內明確承擔起自身的責任,這可以使我們發現原本不被察覺的很多問題;

 

(二)它可以幫我們找到善意的折中,以及可行的表述目標的方法;

 

(三)這種探索尤其是為了發現和學會一些新的關係模式,這些模式足以廢除和改變首要矛盾。

 

1983年,匈牙利著名女哲學家阿格尼絲·赫勒(AgnesHeller)提出了“美好人生的三個維度”——自然禀賦的充分發展;正義;人與人之間的深刻的情感聯繫。由這三個維度可見,“醜”或“美”,並不是美好人生的必要條件。醜薩特和波伏娃的華彩一生,不正是“美好人生的三個維度”的生動寫照嘛。

 

當然,這三個維度並不能獨立存在,無不需要最低限度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條件來支撐。比如,自然禀賦的充分發展,至少需要自由、多元和多樣的教育;正義,至少需要憲法對人的尊嚴的維護、司法的公正,以及基本的健康和衛生保障;人與人之間深刻的情感聯繫,則需要以“人”為軸心、以自組織為原則的社群、社區以及“社會”的發育和發展,這當然需要政治上的開明和開放。而且,這三個維度之間是相互聯繫、相互促進、相互生成的。

 

可能有人認為,這猶如“望梅止渴”、“畫餅充飢”,扯什麼閒淡呢。可是,除了每個人明確自身的責任並付諸行動以促成真正的“新關係模式”(“新信任”是核心)的誕生外,似乎並無他路可尋。如果中國人不踏上這一條看上去“最最遙遠的路”,那麼,中國那些尚未出生的孩子假如能擁有如河童(注1)一樣的靈異的話,他們一定會理性地選擇“不做中國人的孩子”,我相信,沒有一個孩子願意長大後變得“醜陋”抑或“勢利”。

 

(轉自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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